1978年國務院召開過一個經濟務虛會，會上不僅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，當時還很具體的提出要大力引進國外先進的裝備技術，結果剛開始匯總了22個項目，大概需要外匯三四百億美元，之后攤子越鋪越大，外匯需求增加到了800億美元。79年外匯儲備一共8億多美元，需求多，缺口大，直接導致第二年外匯儲備見底變負數。

 

因此，投資計劃要調整，那個時候中央要求停止所有的建設項目，國務院連續(xù)發(fā)了七八個文件，包括不能亂發(fā)獎金。剛打完了地基的寶鋼也因此被強制停工。

 

當時外匯主要來源是石油，國務院總理聽說石油產量年產量一億噸無望后，趕到醫(yī)院看望因為犯錯誤而“被休息”的副總理康世恩，向他討要年產一億噸的良策�？凳蓝髡�是在跟總理的交談中，提出了“年產一億噸大包干”的想法，“國家允許在一億噸以外，石油部增產和節(jié)約的石油全部由石油部自行出口，籌措的資金作為國家對石油投入的補充，用于提升石油工人待遇和投資設備儀器”。

 

也因此意外拉開了80年代初期國企改革“大包干”、“讓利放權”的序幕。大包干很明顯來自農村的包產到戶，80年代初城市改革落后于農村，于是就有個口號叫“包字進城，一包就靈”。但“大包干”提高了企業(yè)經營的積極性，提升了國企的勞動生產率，讓80年代的國企迎來了一波小陽春，國家的收入和外匯儲備也節(jié)節(jié)升高。

 

但是這次國企改革停留在了提高企業(yè)積極性，卻并沒有解決國企產權不明晰的問題，后來不少地方都出現企業(yè)承包者和政府在利潤留成上討價還價的能力，比經營企業(yè)本身的能力更體現價值。而且由于短期承包，企業(yè)不愿意長期投資，甚至有掏空老本的行為。

 

雖然大包干只是歷史一閃，不過它誕生的過程，算賬之后，才發(fā)現不改革不行。

 

到了1995年，國家經委主任王忠禹在人大會議上也算過一筆賬：國企富余人員約2400萬人左右，按每年每人平均工資4000元算，每年就要支付工資960億元，比1994年國有工業(yè)企業(yè)的利潤總額還多100億元。

 

而截止到當年10月，全國預算內國有工業(yè)企業(yè)的虧損額較前一年同期又增長了20%，超過5%的國有企業(yè)長期處于停產、半停產狀態(tài)，涉及職工750萬人，其中不少國企靠銀行貸款發(fā)工資、交稅、付利息。

 

1997年之前，國有企業(yè)每年要負擔2740億元的職工服務、社會事業(yè)、養(yǎng)老金等費用。而1997年1至9月份的國有企業(yè)利潤總額僅有226億元。

 

王忠禹在發(fā)言中說，

 

“這些國有企業(yè)存在的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。”

 

這次算總賬，是之后轟轟烈烈的國企改革的先聲。

 

今天，國企算總賬的時機又到了。10月24日，國務院提交給人大的《2017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》。其中提到，去年全國國有企業(yè)資產總額183.5萬億元，國有資本及權益總額50.3萬億元，境外總資產是16.7萬億。

 

光看數字可能不直觀，如果跟目前A股總市值30多萬億做個對比，就比較一目了然了，每天惹億萬人歡喜億萬人憂的A股，也不過是國有企業(yè)總資產的五分之一。

 

從數字看，確實可以很驕傲的說，國企改革40年，“成果大”、“家底厚”。但很多事情經不起算細賬。國企的問題是攤子大，花錢的地方也多，除了為國家賺錢外，國企還有一堆政策性職能。

 

這一點在朱镕基時代的國企改革中就是“阻礙”，因此朱镕基時代的國企改革的杠桿之一就是幫國企“卸包袱”，比如裁撤冗員，剝離非經營性資產等。但最近十年來，國企的一些包袱沒有減下去，另一些包袱還給加上了。

 

2014年，國資委和國務院研究中心做過一次摸底調研，結果發(fā)現，央企擁有的社會職能機構仍有8000多個，每年支出大概需要800億元，地方國有企業(yè)每年在社會職能上的支出更是有1000億元。

 

另外，這幾年國企最重要的一個智能是“國有資產劃撥社保”，按照社科院的數據，保守估計目前社保缺口已達到10萬億。中金公司曾做過測算：如果把國有企業(yè)股權每五年劃撥10%給社�；�金，到2030年劃撥到40%后保持不變，那么分紅收益折現后才可以基本抵消轉軌成本。

 

除了給社保填缺口，國企這幾年還有另外兩項重要任務。一個是一帶一路，一個是扶貧。商務部網站的文章說，與“一帶一路” 相關的海外投資有六成是由國企進行的。而根據投資銀行Grisons Peak的數據，去年我們光在海外港口項目的投資就將近100億美元。

 

在扶貧上，國企更是給推到了“要承擔更多扶貧開發(fā)任務”的位置，截止到去年僅央企在扶貧上累計完成的投資以及立項項目已經將近100個，涉及金額也超過了100億元。

 

相比之下，國企上繳的利潤對財政收入的貢獻并不高，14年到16年，國企上繳利潤分別占當年財政收入2%、4%、3%。

 

但特殊的負擔，也可以是特殊的蜜糖。2011年發(fā)布的《國有企業(yè)的性質表現與改革》報告中提到：94年到06年，國家財政用于國企虧損的補貼超過3600億元。而且財政補貼在97年那波國企改革后并沒有停止，根據上市公司年報，2012年的時候，總共500多億政府補貼，有七成流入國企。僅中石油一家，在2012年到2015年上半年之間，救火的政府補貼340多億。

 

除了直接拿錢，國企還有各種隱性補貼。

 

社科院經濟所的劉小玄曾提供一個數據：國有及控股企業(yè)實際利息率為0.016%，而個人及控股企業(yè)實際利息率為0.054%，按5.4%融資費率進行測算，國有企業(yè)在2001至2008年間利息少支付的費用為2.8469萬億元。除了資金優(yōu)惠，國企還有土地優(yōu)惠，國企手里握有劃撥的土地，而這些土地如果以工業(yè)用地價格的3%計算，2001年-2008年國有企業(yè)應繳納的地租大概接近3.5萬億。

 

《國有企業(yè)的性質表現與改革》報告總結說： 2001-2008年，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(yè)少計算或者少繳納成本總額加上補貼，包括少支付的利息、地租、資源租，以及虧損補貼，總計是6.4767萬億，遠遠大于當時國企4萬多億的企業(yè)利潤總額。

 

而這還沒有剔除掉壟斷帶來的競爭優(yōu)勢。

 

帳算完，其實就知道國企改革改了幾十年，家底其實沒多么厚，而包袱卻還是很重。最近副總理、央行以及國資委都在密集高調的提國企改革，原因大概可以用周其仁的話來解釋：中國的國企改革，差不多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全部。而這句話反過來理解，也可以說，國企改革停滯，差不多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停滯。

希望這次算總賬，像前兩次一樣，能吹響推進國企混改的號角。

 

來源：網絡

圖片來源：找項目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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